國哲學家西蒙•波娃是現代女性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,也是「女性的天職並非與生俱來,而是後天所迫」這句名言的作者。在她以具開拓性的角度探討女性地位的巨著《第二性》當中,第一頁便以這句話開宗明義點出當時的女性地位。我們應該要怎麼去解讀這句話,以及這句話與當今社會的關聯性?

《第二性》於 1949 年出版時,正值世界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。儘管法國身為世界民主強國之一,也向來不乏勇於直抒胸臆的女性知識份子,但在全球女性主義的發展上,並未扮演領頭羊的角色。舉例來說,法國女性直到 1945 年才享有投票權,但挪威女性早在 1913 年便已具備投票權,英國女性則是到了 1928 年才和英國男性享有同等投票權。換句話說,在現代的我們看來,確保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權利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舉措,但在 1949 年的法國卻還是非常前衛的概念。

Les Françaises dans un bureau de vote (29 avril 1945), DR

1945,法國女性公民終於得到投票權

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,為了因應市場人力需求,傳統女性開始走入職場,肩負起原本由男性角色所承擔的職責,但即使女性角色在這段期間已經出現實質變化,以性別劃分角色的觀念仍深植於戰後的法國社會。當時的法國主流觀念仍認為,女性理當克盡妻職與母職,而國家也限制女性受教育、就業以及從政。這些限制源自普世認定的生物學觀點,認為女性性格柔弱且情緒化,不適合擔任管理職位,比較適合傳宗接代和相夫教子。

西蒙•波娃用一句話推翻女性生而適合傳宗接代與相夫教子的觀念,指出女性的從屬地位來自於社會制約。她以社會建構論的角度證明,性別不是由生物學所決定。女性的某些特質或特徵並非與生俱來,而是透過社會化的過程,被教化成女性應有的樣子。換句話說,女子氣質是社會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期望,而非女性固有的特質。當時基於「先天生理」因素合理貶低女性地位的主流觀點,在她細細爬梳社會與文化因素後所提出的分析之下,有了巨大的轉變,這對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,於 1960 至 1970 年代基於對抗生育權、職場歧視與家庭暴力的問題所興起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發展而言,至關重要。事實上,由於性別角色與期望都是由社會所定義並加諸於個人,在本質上毫無合理根據可言。比起接受現有的不平等,世人必須力抗不公不義,為攸關個體自由的新女性主義賦予新的定義。

這句名言也激勵了許多女性,讓她們開始挑戰社會長久以來加諸在女性身上的規範與期望,質疑女性為何生來就應符合特定社會的期望與形象,並且開始爭取和男性平等的權利與機會。西蒙•波娃專注鑽研女性主義相關理論,生平經歷也十分精彩不凡。她在 1908 年出生於富裕之家,於索邦大學攻讀哲學,並遇見了沙特(Jean-Paul Sartre)。她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法國反抗運動,並加入法國共產黨一段時間,雖然最後退出該黨,但她仍持續參與左派運動。到了晚年,她開始在美國為女性主義和公民權運動發聲,也曾協助藏匿不想參加越戰的美國士兵。

Simone de Beauvoir

她和沙特的愛情故事也很不平凡。兩人拒絕傳統的一夫一妻制,未透過婚約互許終生。儘管兩人在各自的人生當中,都曾有過其他的愛人,但內心仍深守與彼此的約定。他們透過知識相濡以沫,達到情感上的深刻連結。波娃與沙特都是存在主義運動的先驅,他們相信個人自由與責任的重要性,並且認為每個人都要為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負起責任。雖然兩人的研究主題不盡相同,但卻深深地影響著彼此,兩人的關係在法國哲學史和知識圈中,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西蒙•波娃這句「女性的天職並非與生俱來,而是後天所迫」的名言,在當今社會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,但在 1949 年的法國卻是相當前衛的思想。雖然自 1949 年以來,對女性權利的認可已經有大幅進展,但還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,如:職場歧視、性騷擾、家暴等。西蒙•波娃作品的影響力至今仍歷久彌新,而她的精神也持續鼓勵世人勇於爭取性別平等。

Droits des femmes : les « premières de corvées » appelées à « la grève de tout »

法國Marche des Femmes 2021 (credit AFP/Hans Lucas)

Rétropolitain 芮朵 完全認同西蒙•波娃畢生經歷與著作所傳達的願景。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新的美麗願景,推翻傳統加諸於女性樣貌的限制,打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。我們的願景遠大寬容:不強迫任何人順應不合時宜的框架規範,並且陪伴大家一起踏上自愛自立的旅程。

祝大家婦女節快樂!